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必然性及对企业发展的启示

       中国是全球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占全球29%，分别是排在二、三位的美国、欧盟的2倍、3倍。近十年，全球碳排放增量的55%来自中国，碳排放量年复合增速为1.35%。

       在强烈的大国责任感与担当的驱动下，我国政府认识到实现碳中和是一项重任。继在2020年9月22日联合国大会上承诺“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之后，中国领导人更是在2021年4月22日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宣布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什么是“碳达峰”和“碳中和”？

       碳达峰（中国2030年目标）：某个地区或行业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然后经历平台期进入持续下降的过程，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标志着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实现脱钩。

       碳中和（中国2060年目标）：国家、企业、产品、活动或个人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正负抵消，达到相对“零排放”。

       碳达峰与碳中和关系：社会经济的增长需要发展工业化，而工业化的过程必然伴随高强度的碳排放。因此，碳减排对于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来说，将对经济发展带来制约。为了减轻碳减排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不能直接进入碳中和阶段，应以碳达峰过程为过渡。

       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说，碳达峰是一个伴随着国家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自然过程，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实现，通常要有50～70年的过渡期，而留给我国的时间却只有30年。

为什么一定要走碳中和的道路？

       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来，温室气体过度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问题，日渐对全球生命系统构成威胁。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数据，工业生产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已使大气成分发生显著变化，特别是1960年代以后，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战后稳定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推动下，工业化水平突飞猛进，温室气体排放量激增。截至2017年，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等主要温室气体浓度较1900年增加了37%、108%、19%（见图1）。温室气体浓度的提高，使大气层吸收了更多的太阳辐射，造成全球变暖，如2021年1月全球陆地与海洋的表面温度，过去12个月的均值较1850-1900年的平均水平提高了1.3摄氏度。由全球变暖引发的自然灾害（海平面上升、极端高温、物种灭绝等）及社会问题（粮食减产、气候疾病等）已成为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潜在风险点。

       面对气候问题威胁，“碳达峰”、“碳中和”等全球范围内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应运而生。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气候问题具有超越地域和时空的影响，全球各国走上共同治理、协议减排的道路。从1990年代起，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框架和相关法令稳步推进，发达国家大多率先作出减排承诺并履行，发展中国家亦逐步跟进。当前减排目标主要围绕《巴黎协定》进行，根据协定要求，要把全球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1850-1900年平均值）的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为此需要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尽快达到峰值，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与减排、吸收之间的平衡，即碳达峰、碳中和。目前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已实现碳达峰，并制定了碳中和计划（见图4）；而多数新兴经济体碳排放量仍在增加，印度、俄罗斯等主要二氧化碳排放增量国碳达峰年份尚未明确，全球碳达峰碳中和任重道远。

       所以全球碳达峰碳中和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空间的安全、宜居问题，是关系到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战略事件。任何有责任、有担当的国家都不可能袖手旁观。

中国“3060”目标有何战略意义？

       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主动提出“3060”目标，一方面是国内绿色发展理念在国际上的延伸，积极拥抱绿色低碳发展，主动承担全球环境治理责任，缓解全球治理赤字，是大国担当的体现；另一方面中国和西方在意识形态、人权等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碳减排是少数几个可以取得共识的领域之一，提出“3060”目标有助于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是保障能源资源安全。2019年中国78%的原油消费来自进口，当前中美竞争格局下我国能源安全保障面临挑战。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契机，发展新能源、改善当前能源结构，能够减轻我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摆脱能源“卡脖子”难题，具有战略意义。

       三是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碳达峰、碳中和被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是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重要举措。

如何实现“3060”目标？

       我国碳中和的提出是在充分权衡国情、综合评定各项现实基础后做出的深思熟虑的决定，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承载的角度来看，中国选择推动“双碳”战略，体现了大国担当和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对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定决心，符合中国能源安全的需要。同时应该看到，在产业层面，“双碳”战略的高确定性在迫使传统高碳耗企业加速转型升级的同时也给提供低碳零碳服务的企业带来了最好的政策保障，“碳中和”与“碳达峰”的风口期正渐次打开，有望为更多致力于在“双碳”领域大展拳脚的企业提供确定性机会。

       中国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体现了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对未来世界发展方向的远见，以及对中国绿色转型的战略自信。十八大后，中国发展理念发生根本性变化，环境保护不再被视为经济发展的负担，而是被视为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目前，全球已有120多个国家以不同方式提出了碳中和目标。全球范围碳中和共识的形成，标志着传统工业时代的落幕，一个新发展时代的开启。碳中和是对整个发展范式的重新定义和塑造，是生产生活方式的“自我革命”，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在未来绿色转型和全球气候治理的过程中，中国有可能担任全球引领者的角色。

       根据国际历史经验，发达经济体实现碳达峰往往是经济增速“下台阶”和产业转型的自然结果，且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将部分高碳行业转移海外，即通过“碳转移”实现碳达峰。对于我国，一方面肩负“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等经济发展硬指标，要求2020-2035年平均GDP增速达到4.7%以上，在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的前提下实现碳达峰压力不言而喻。我国仍为发展中国家，国内绿色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碳中和面临经济、产业、技术、文化等多方面挑战。

       如何实现“3060”目标？ 按中国GDP年增长5%计算，到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比现在大63％，但碳排放总量只能增加5％。兼顾GDP增长需要及绿色发展需要的，中国经济结构必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取而代之的必然是高效能高科技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一是在能源生产端发展清洁能源，实现电力脱碳。煤电比重过高是我国电力热力部门碳排放量较高的重要原因，煤炭能源排放系数高，单位能量排放的二氧化碳比石油、天然气等其他化石能源高30%-80%。

       二是在能源消费端扩大清洁能源的使用，实现终端能源消费电气化。在电力脱碳的基础上，扩大电能在工业生产中的使用率有助于进一步减少碳排放。

       三是人为移除，即从大气中移除二氧化碳，包括碳捕获与封存、植树造林增加碳吸收。一方面，发展碳捕获与封存（CCS/BECCS）技术，将二氧化碳从碳排放源中分离出来，输送到封存地点，并长期与大气隔绝。另一方面，增加林业碳汇，通过植树造林吸收大气中二氧化碳，预计2060年农林业碳汇将达到10亿吨以上。

对当前中国企业有哪些启示？

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实现“3060”目标，一方面要在碳排放端加强政策引导，所以清洁能源、终端消费电气化以及碳捕捉、碳收集等相关产业都将长期享受政策红利；所以与以上产业或技术相关的企业，应该及时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明确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提高单位耗能下的经济效益产出；所以能够以更少的能耗产出更多经济效益的产业或企业在未来的竞争中将更有竞争优势；对于高耗能、碳密集、高环境影响的产业，则应及时制定企业发展转型升级的战略规划。

综上所述，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大环境下，任何企业都应该把节能降耗提到企业的战略高度，使企业走绿色、高效的可持续发展，实现“降耗、增量、提质”。CSR（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推广，也在呼应企业发展应该和社会、环境一起发展，才是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随着“双碳”战略的推行，未来企业的发展空间将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碳排放指标，企业基于自身情况制定低碳发展目标。我们认为，企业可从以下六个方面推行碳减排举措：战略转型、用能结构、建筑减排、技术减排、管理减排和市场减排，即从公司战略、管理体系、度量体系、减排能力建设等多个维度确保低碳目标的达成，并能不断地自我迭代优化。这其中，技术减排可以视作双碳目标达成的发动机，可以预见，以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电气化技术、高新数字技术等为中心的一系列低碳技术发展路线，将在能源转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求是达明 巩相阳）